墓志形制，滥觞于西汉末年，盛行于魏晋，是古人为防止墓外碑遭受损坏而特设立的墓中碑。墓志书法是志石上镌刻的记述墓主人生平的文字。墓志书法一般多为楷书，也有少量的其它书体出现。墓志书法除了具有表述、实用的作用外，同时还承担了传承书法艺术的功能。在唐代，墓志形制基本上成了皇帝陪葬人员的专用。建国后，随着考古工作的展开，考古专家对乾陵周围的陪葬墓地实施了科学发掘，陆续出土了许多墓志，世人有幸得以见到唐代优秀书法的样貌。这些精美绝伦的书法不但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而且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

一、乾陵陪葬墓概况

    乾陵，是唐朝(公元618-907年)第三代皇帝高宗李治与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武则天的合葬陵。位于陕西乾县城北6公里处的梁山上，是渭北高原上唐代18座帝王陵墓中目前保存最完整、气势最宏伟的一座，也是全国乃至世界唯一的一座两个帝王的合葬陵，规模之宏大远胜于埃及的金字塔。
在乾陵的周围，据《唐会要》记载，陪葬者有章怀太子李贤、懿德太子李重润、永泰公主、泽王李上金、许王李素节、邠王李守礼、义阳公主、新都公主、安兴公主、特进王及善、中书令薛元超、特进刘审礼、礼部尚书左仆射豆卢钦望、右仆射刘仁轨、左卫将军李谨行、右武卫将军高侃等16人，加上左仆射杨再思、大周忠武将军庞同本共18人。目前，经发掘的有永泰公主墓、章怀太子墓、懿德太子墓、薛元超墓、李谨行墓、刘濬墓、大周忠武将军墓7座。出土墓志7方，墓碑1方。这些墓志、墓碑全部都是石材质。除墓碑外，墓志形制均为四方形，且由志盖、志石两部分组成。志盖上有篆书题名，并镌刻各类花卉纹饰，志石铭文皆为楷书。书法精良，刻工精细，线条优美。水平之高，后世恐难企及。

二、乾陵陪葬墓志书法简评

    《永泰公主墓志》，全称《大唐故永泰公主墓志铭》，公元701年葬。现藏乾陵博物馆。志盖呈盝顶形，顶面长宽均90厘米，中间竖行阳刻篆书三行。志文石呈正方形，边长118厘米，厚25厘米，正文楷书，共32行，每行32个字，除去空格，共890字。此志书法婉丽清雅，结体疏阔，笔力劲健，字形大小适宜，工整秀婉，煞有情趣。布白疏朗、随意而无板滞之感，楷法严谨，气脉贯通，可见书者功力之精深，笔法之娴熟，是墓志书法中难得的一件上乘之作。

    《章怀太子墓志》，全称《大唐故章怀太子并妃清河房氏墓志铭》，公元684年3月葬。现藏乾陵博物馆。志盖呈覆斗状，志石楷书，共34行，每行32个字，除去空格，共990字。其书沉静，结体开阔，笔画瘦挺，主笔伸展，稍加隶书笔意，但有些笔画因太过纤瘦，而显柔弱之态，相比《永泰公主墓志》书法略有逊色。

    《雍王墓志》，全称《大唐故雍王墓志之铭》。公元684年2月葬。出土于章怀太子墓穴中，(其墓未发掘，址待考。)现藏乾陵博物馆。志盖呈覆斗状正方形，顶面铭文篆书阳刻。墓志长宽均90厘米，厚20厘米。志文楷书，共40行，每行41个字，除去空格，共1416字。其书用笔沉雄，笔力凝重，笔画厚实，略带隶意，气势开张，结体疏阔，有魏晋遗风。

    《薛元超墓志》，全称《大唐故中书令赠光禄大夫秦州都督薛公墓志铭》，公元684年12月葬。现藏乾陵博物馆。志盖呈盝顶形，铭文篆书阳刻。志石长宽均为84.5厘米，厚15厘米。志文楷书，共57行，每行57个字，实刻2657字，行间以阴线界隔。虽遭岁月侵蚀，石面漫漶，字迹仍依稀可辨。单刀直入，笔画劲挺，风格奇逸恣肆，结体上紧下松，笔力外拓，线条瘦硬而筋骨内含，用笔爽利，横画左低右高，字势欹侧，具北朝特征。但爽劲有余，浑厚不足。

    《李谨行墓志》，全称《大唐故右卫员外大将军燕国公墓志铭》，公元683年7月葬。现藏乾陵博物馆。志盖呈盝顶形，铭文阳刻篆书。志石长宽均60厘米，厚20厘米。志文阴刻楷书，共39行，每行40个字，共1328字，行间以阴线界隔。其书端庄俊美，笔力雄强，刻工精细，结体匀称，布局得宜，字势咄人。堪称墓志书法中之精品。

    《刘濬墓志》，全称《大唐故率更令刘府君墓志铭》，公元730年6月葬。现藏乾陵博物馆。志石呈正方形，长宽均79.5厘米，厚15厘米。志文楷书，共36行，每行37个字，除去空格，共1299字。其书楷、行、草三体杂糅，用笔以中锋为主，兼之方笔，线条圆润、饱满，楷法娴熟，结体外松内紧，取欹侧之势，整体凸显率真之意，顾盼生姿，打破了唐楷法度森严不可逾越的格局，令书风焕然一新。

    《大周忠武将军墓志》，全称《大周故左牵牛卫将军上柱国庞府君铭》，公元693年葬。现藏懿德太子墓博物馆。志盖长宽均86厘米，厚11.5厘米，铭文阳刻篆书。志石长84厘米，宽84.5厘米，志文楷书，阴刻，共37行，每行37个字，共1349字。该志书法气韵鲜活，用笔圆方结合，结体或正或侧，笔画舒展挺拔，笔力劲健，提按使转极富韵致，整体布局和谐、自然，毫无刻意矫饰之态，堪与初唐四家相媲美。

    《豆卢钦望墓碑》，全称《大唐故开府仪同三司尚书左仆射上柱国赠司空芮国元公豆卢府君之碑》。公元709年12月葬。现藏乾陵博物馆。1995年7月于唐僖宗李儇陵出土，这是陕西首次发现的唐乾陵陪葬者墓碑。至于墓碑为何出现在僖宗皇帝的墓穴中，有待进一步考证。(目前豆卢钦望墓尚未发掘，址待考。)碑无首无座，顶部原刻六螭首、碑圭及底榫皆被凿掉。现存碑高2.52米，宽1.18米，厚0.37米。碑面上部文字清晰，下部多处遭人为损坏，字迹模糊漫漶。碑文隶书，共30行，每行73个字，实际约2000字。这是难得一见的一方唐代隶书墓碑。笔法遒劲，字体方折有致，秀丽端庄，线条流畅而凝重，特别是主笔画一波三折，极尽意趣，法度严谨，气势宏伟，既有唐的规整，又有汉的放逸，是一件难得的隶书珍品，其艺术价值弥足珍贵。

三、乾陵陪葬墓志书法综述

    综观乾陵陪葬墓志书法，丰富多样的艺术风格，究其发展变化之渊源，有以下几点值得关注。

     一是陪葬墓志书法所表现出的率意和本真。唐代作为中国历史上封建社会繁荣昌盛时期，文学艺术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尤其是书法艺术达到了几乎不可逾越的高度。法度森严的楷书已是唐代文化艺术的象征和标志。而陪葬墓志书法处于这样一个环境中，却能保持如此的率意不受主流楷书的影响，实属难能可贵。这种率意本真并非毫无节制的草率，而是注重法度下自然和尚韵书风的体现，堪与唐代主流书家楷书相抗衡。

    二是书体杂糅现象的再现，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书者带有明显复古的意味。据考，我们今天所见到的书体杂糅最早的实物是刊刻于北魏孝昌二年（526年）的《寇治墓志》和《寇偘墓志》。至于书体杂糅现象发生的原因，有人说是受中国道教的影响，也有人说是受当时社会风气的影响，到底产生的历史背景和原因是什么，这里暂不做考析。不过，有一点可以说明，书体杂糅反映了书者崇尚自然、恋旧好古的艺术情结。

    三是异体字的运用，是一种不囿于成法的创变形式。在《大周忠武将军墓志》中，明确可以看到的异体字多达11个。据考，武则天曾造字17个，属当前出土及传世文物中运用最多的一件。异体字的出现和运用，不是古人为寻求猎奇或企图达到某种装饰性的意图。它标明在讲求法度谨严的唐代，仍有一路不迎合时势，极力超乎法度之外，变谨严为自然神逸的风格。同时表明这些墓志书法承袭了北朝书法的风格。

    另外，乾陵陪葬墓志书法之所以形成如此风格，还有它的文化背景和地域背景关系。从文化背景看，唐朝处于一个高度发达、高度自由的时期，各种文化相融合，特别是佛、道教的兴盛，当时书家无不深受影响。表现在书法当中，百花齐放，各种流派纷争，一派繁荣景象。从地域背景看，唐长安地处北方，北方人的豪放、忠厚、直率也不同程度地影响了当朝书家。表现在书法中便有了古拙、质朴、浑厚的风格。

    若从其艺术风格归类，可分为以下四种形式：一、圆润秀丽型，如《永泰公主墓志》和《章怀太子墓志》。二、浑厚质朴型，如《刘濬墓志》和《雍王墓志》。三、瘦硬劲挺型，如《薛元超墓志》。四、典雅端庄型，如《大周忠武将军墓志》和《李谨墓志》。

    总之，乾陵陪葬墓志书法，虽不能与当时名家名作相比，但为我们研究唐代书法的演变过程提供了非常重要的依据。其高超的技艺和深厚的艺术功力，仍然值得我们去学习。

永泰公主墓志

薛元超墓志

刘府君墓志

豆卢钦望墓志

大周忠武将军墓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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