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前期，可谓中国美术史上绚丽璀璨的时代，多元化的画家群体与绘画流派的并兴成为这一时期美术界的主流。在沿海交通便利、对外文化交流频繁的地区，如以上海、南京、杭州为中心的华东地区，以北京、天津为中心的华北地区，以广州、香港为中心的华南地区，不仅在经济文化上得风气之先，在绘画上也是名家辈出，流派纷呈。他们分别形成的海上画家群、京津画家群和岭南画家群,在民初画坛形成三足鼎峙的局面。以“二高一陈”(高剑父、高奇峰、陈树人)、黄少强、方人定、赵少昂、黎雄才、杨善深、关山月等为代表的“岭南画派”，在近百年的中国画坛上，写下可圈可点的篇章。

      一.

      “岭南画派”的主要创始人高剑父、陈树人、高奇峰在早期也与当时传统中国画家一样，经历过一种学徒式的画学教育。清光绪十八年(1892年)，高剑父由族兄高祉元介绍，拜著名花鸟画家居廉为师。高剑父早期的画作，大多打上居氏烙印或以临、仿前代名家为主。

      光绪十九年(1893年)，高剑父曾赴黄埔水师学堂学习，半年后辍学归广州，仍然从居廉习画。1900年，高氏得到族人资助赴澳门格致书院求学，课余从法国人麦拉学习碳笔画，不过这一段履历在其早期的作品中几乎找不到任何印证。

      陈树人拜于居廉门下则较晚，时间大致在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由居廉的另一弟子张逸介绍入于门下，此时居廉已近垂暮之年，所以陈氏一直被认为是居廉所收的最后一个弟子。陈树人在十香园认识了许多居氏门下画坛名流，其中之一便是后来一起成为岭南画派创始人的高剑父。

      陈树人早年的画作也是受居氏影响极大，在其传世诸作中，很容易看出这种痕迹。

    二.

      如果“二高一陈”一直延续居氏香火，中国近代画坛最多只是多几个平庸的花鸟画家，近代岭南画坛也将黯然失色。所以完全可以说，他们的成功在于与时俱进，在中国画领域发起了一场革命。

      说到“二高一陈”的变革，不能不提到日本。

      很多研究成果表明，从1903年至1907年间，高剑父为了求学，曾多次到达日本。在日期间，除了通过参观日本的博物馆和图书馆展出的日本画，获得对日本美术的初步认识外，还在白马会和太平洋画会开办的研究所接受日本画的基础训练。

      陈树人1908年进入日本京都市立美术工艺学校学习，1912年3月25日，陈树人于该校毕业回国，任报馆编辑，兼任广东优级师范学校(广雅书院)及广东高等学校图画教员。后再赴日，于1912年9月21日入东京立教大学文学科一年级，攻读英国文学，1916年毕业。

      高奇峰赴日学习与其兄高剑父密切相关。1907年，高剑父暑假归国，携高奇峰赴日学画。有记载表明，兄弟俩1914年春曾在日本东京下谷合作《鸳鸯图》横幅，同年秋，高奇峰回国。

      “二高一陈”分别在日本接受近代美术的教育，同时，他们也开始酝酿在中国画领域进行一次大的变革。

      1912年，高剑父与兄高冠天、弟高奇峰、高剑僧到上海开辟了“岭南画派”的主要宣传阵地——《真相画报》和审美书馆。与此同时，审美书馆适时地推出一系列旨在推广“二高一陈”的画集、宣传单张，为新派绘画摇旗呐喊。一时间它亦成为网罗画家、展销作品的具有画廊性质的场所。

      由于“二高一陈”利用了上海——当时中国经济相当繁荣且中西文化交融最为频繁、传播资讯极为发达的中心城市，所以注定他们的理念和实践一开始便会受到世人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