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甫帖》事件实际上是近年来不绝于耳的中国古代书画真伪问题稍高级别的街谈巷议，其真伪争议所反映的本质问题是中国书画鉴定的当下窘境。

无疑，中国古代书画真伪鉴定是复杂的专业问题。鉴于中国古代书画真伪鉴定的复杂性，几年前曾有国外大拍卖公司建议停止拍卖中国古代书画，而在国内各拍卖公司艺术品拍卖会上的真伪争论已经成为家常便饭。人们现在好像已经耳顺了，习惯了这种议论，反正是愿打愿挨的事情，无关乎国计民生。可是，一个泱泱大国，一个具有超越五千年历史文明的古国，怎么到了今天连一个关于文明和历史真伪的事情都无法廓清，国家机构、政府组织、学术团体、专家学者不能说是无动于衷，但无处下手以及无能为力，却为当代文化蒙羞。

回想20世纪80年代初，在中央领导同志的支持下，代表国家利益和主流声音的中国古代书画鉴定组在北京成立，但随着谢稚柳、启功、徐邦达等小组成员的年事已高或相继离世，很长时间以来，中国古代书画由谁来鉴定一直是一个疑问，而当下谁来鉴定书画鉴定家又是一个新的疑问。因此，中国书画的鉴定在这十余年间基本上是随遇而安，业界中除了专业的文博单位之外，社会上并存着拍卖公司与电视台这两方面的实力。拍卖公司表现出的是利，电视台表现出的是名，两者中都有文博单位的“专家”参与，但主导的并不是文博单位。这之中文博单位的“专家”半遮琵琶半遮脸，一方面基于专业伦理，一方面又受到利益的诱惑，而有些深度介入到具有经济利益的鉴定之中，使得公信力急剧降低，已经到达了历史上的最低点。乱象丛生说明社会体系的无序。没有专家和自诩专家的当下，面对《功甫帖》的问题即使论述得再圆满也是徒劳，因为个体的语言能力难以建立起权威话语。可怕的“一家之言”会葬送苦思冥想和严谨治学。即使抛却书画鉴定自身的复杂性，从艺术创作本身来看，笔法中的一勾一捺极有可能因为书法家的身体、情绪状况，毛笔等工具的顺手程度，风晴雨雪的气候影响，所带来的笔迹的差异性可能是判若两人，如果仅就此中些微的差异来判别真假，无疑会带来误判。因此，笔迹的比对难以完全还原它的历史真实。而像《功甫帖》中有关前辈徐邦达先生的论断，也有可能某人一句“误记”而浑水再起，因为死无对证。显然，《功甫帖》事件的可悲之处是它出现在当下，如果在20年前，徐邦达先生一言九鼎，也就无需劳动大众媒体。可是，当下鉴定这一专业话语权平分天下，业余的干了专业的事情，鉴定则成了一种无奈的大众娱乐。没有主流话语，更失去了鉴定的尊严，这就是当下中国书画鉴定的窘境。

无疑，在专业范围内进行各种形式的探讨均有必要，但通过大众传媒来导引，则容易使人们陷入误区。就目前的状况来看，《功甫帖》最终将会形成一个无法收拾的残局，而由《功甫帖》所牵涉到的中国书画鉴定的全局问题，则需要政府部门积极面对，从宏观上解决中国书画鉴定的主流话语问题。其重中之重的工作是，建立一个国家权威的中国书画鉴定体系，培养专业的鉴定人才，用科技创新打开鉴定中的技术瓶颈，从而在根本上解决中国书画鉴定的主流导向问题，而非任凭社会的力量和娱乐的方式去左右中国古代书画真伪的鉴定，或者仅停留在上世纪的鉴定结果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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