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1日，金菊飘香的日子，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用他那带有湖南口音的洪亮声音向世界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顿时，天安门广场上万头攒动，人们高呼“万岁”，用心体验着这一历史性时刻的幸福。

    遗憾的是这一庄严伟大时刻没有留下较为完备的影像材料。据记载，为了记录下这历史性的一天，保存珍贵的历史镜头，莫斯科一个电影摄制组专门来中国帮助拍摄了开国大典这一天的盛况。这些从各个角度拍摄的胶片无疑是最珍贵的历史资料，但几天后，存放胶片处却意外失火，人们奋力抢救也只保住了其中一小部分——就是现在我们常在电影电视里看到的那部分镜头。两年后，一位开国大典的亲历者用他的一幅伟大作品向世人展示了这一历史性时刻的庄严，这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一点缺憾。这位亲历者就是时任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中央美术学院的前身）教师的董希文，而这幅作品就是彪炳千古的历史巨作——油画《开国大典》。

    董希文，1914年6月生于浙江省绍兴县。父亲董萼清是当时颇有名气的收藏家。1918年董家迁往杭州，董父常带幼年的董希文到杭州博物馆、西泠印社去看字画，给这位艺术家日后的发展带来了重要影响。1933年，董希文考取了苏州美专，一年后又考入国立艺专本科。此后他又到上海美专借读半年，并先后到湖南沅陵国立艺专、河内巴黎美专分校学习。1943年7月，去敦煌艺术研究所临摹壁画，并与常书鸿到南疆公路工地写生。敦煌的3年艰苦学习让董更好地认识了中国艺术的博大精深并将其与自己坚实的油画造型基础结合起来，为日后的“油画中国风”奠定了基础。1946年8月经吴作人、李宗津推荐，董希文开始到北平国立艺专任教。

    1950年4月，北平国立艺专与华北大学美术系合并为中央美术学院。沉浸在新中国成立与新美院成立双重喜悦中的美院艺术家们画了大批革命历史题材画作。董希文也是这一新潮流中的一员。

    1951年初，中国革命博物馆根据中宣部、文化部的指示，开始筹备建党30周年画展，具体工作由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央美术学院领导蔡若虹、江丰、王朝闻组织。北京、华东几十名画家的几百幅作品参加了展览。展览的作品充分反映了新中国艺术家的创作水平及新中国成立过程的筚路蓝缕，但体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气氛却不够。一年后，中国革命博物馆决定委托中央美术学院组织完成一幅巨型油画——《开国大典》。而中央美院又把这项艰巨的任务交给了几次奉命为领袖、英雄画像，并参加过开国大典的37岁青年画家、中央美院知名教授董希文。这就是开国大典的创作起因。

    董希文接到这一任务后并没有马上动手画，而是先做充分的构思。他怀里揣着一张明信片大小的硬纸片，随时思考着怎么构图，并一有机会就拿出来向同行或当时的艺术界人士征求意见，如徐悲鸿、艾中信、江丰、吴作人、罗工柳等，甚至还有他自己的学生。最后他将构图定为：毛泽东站在靠近画面正中间位置，左边1/3画面是其他参加开国大典的领导人，右边则是广场上的人民群众。毛泽东引领着整个画面的中心，与其他领导人、广场上的人民群众一起，形成一个“大团圆”的构图。这与我们现今看到的作品已没多大差别，但遗憾的是这一珍贵的草稿现已无从查找。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一构图中有一个突破性的构思，那就是董希文把天安门前、毛泽东右侧的一根柱子抽掉了，并为此特意请教建筑大师梁思成。梁思成赞赏地说：“画面右方有一根柱子没有画上去，这在建筑学上是一个大错误，但是在绘画艺术上却是一个大成功！”

    《开国大典》动手以后，董希文搬到亲戚家的一间小屋，将其作为临时画室。这个“画室”很窄小，面对2米多高、4米多长的画布，后退的空间仅有三四米，以至于作画时常要后背紧贴墙壁。画面也无法尽收眼底，无法看到画面的整体效果，画家只能凭借经验和直觉来创作。但在那个时代，艺术家的字典里是没有“艰苦”二字的。开始作画后，董希文就废寝忘食地工作并常向其他艺术家请教。关于毛泽东的画像，他就接受了艾中信的建议，将人物增高了一寸，这使画面看起来更有气势。两个月后，一张高233 厘米、长400厘米的巨作完成了。艾中信曾对《开国大典》做过如下分析：“从构图到设色，从人物到场面，它的气派足以反映泱泱大国的风度。董希文把主要人物处理在不到一半幅面的左侧，不仅手法大胆，重要的是他懂得构图的大局……《开国大典》的大块色彩，看起来似乎简单，但这大红、碧蓝和金黄（缨络和菊花）是有意安排的。它把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里一个庄严热烈的场面描绘了出来……”

    1952年4月，《开国大典》完成后，主管部门为了让中央领导人审查，煞费苦心地组织了一批中央美院教师精品作品展，布置在中南海怀仁堂的休息厅。审查非常顺利，据时任中央美院办公室主任的丁井文回忆说，毛泽东等领导人看完画后非常满意。毛泽东更是用他那特有的浪漫主义诗人口吻说：“是大国！是中国！”“我们的画拿到国际上去，别人是比不过我们的，因为我们有独特的民族形式。”的确，《开国大典》将油画的造型与中国传统绘画（特别是壁画）的色彩与装饰相结合，颇有盛唐人物画的恢宏气魄。

    1953年9月27日，《人民日报》头版发表了《开国大典》。同年，人民美术出版社将《开国大典》印成年画在全国发行，发行量达到一个顶峰，使这一“共和国成立的艺术见证”家喻户晓。而《开国大典》本身取得的有目共睹的艺术成就也使绘画界掀起一股董希文倡导的“油画中国风”。不幸的是，这一艺术杰作在政治运动中屡蒙劫难，遭过3次修改，到1979年才使得作品得以批准恢复原貌。但此时董希文已经去世。鉴于对原作者的尊重，恢复工作在靳尚谊、赵域的复制品上进行。原作现保存在中国国家博物馆的仓库里，只在中央美术学院的校庆上展出过一次，而平常展出的则是后来靳尚谊等人的复制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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