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建华：柔毫铁笔见峥嵘
作者：俞建华

 　　——季关泉书刻作品读后（代序）

　　如果说，一个人的艺术癖好是与生俱来的话，那么，他不会因生活道路的非理想化而失去对艺术的追求。而在日积月累的追求中，不但使自己能叩开艺术宫殿的大门，同时，也对业已行进着的生活道路显得丰富多彩。
　　军旅书法、篆刻家季关泉就是这样一位艺术的执著追求者。     少年时代的关泉是在清贫中渡过，仅是凭着爱好刻印的叔叔留给他的一副印床，就触发了他潜伏着的艺术激情。奏刀刻石近三十年，成了他生命的重要部分。也由奏刀刻石而涉猎文字之学，旁及篆隶书法，使他积累起相当的学养和磨炼了创作的能力。     在这过程中，部队的工作调动，却成了他学艺转益多师的良机。因为在江南的不少城镇中，都有一些未必擅大名、却有真才学的书画人才。他们不求闻达于名利场、锲而不舍于翰墨林的品格和才情，无疑也熏陶了关泉，使他在浸淫于书刻活动的同时，也树立起了人品和艺品、表现和服务之间的正确观念。因此，书刻艺术不仅成了他充实自己、提升境界的工具，同时也成了他服务部队、丰富军营文化生活的利器。     关泉刻印筑基于汉印，追摹浙派、旁及缶翁，风格于谨严中见巧思，于精整中见苍茫。这正得力于他对邓石如、吴让之与吴昌硕等篆书的学习。包世臣说，邓石如的篆书“有纵横阖辟之妙”；马宗霍评吴让之的篆书的特色是“长势取姿”。至于吴昌硕，向渠谓其“以邓法写石鼓，变横为纵”，所以形成了如符铸所说的“结体以左右上下参差取姿势，可谓自出新意”。归纳三家，可见均擅以笔势的张扬来生发结体的变化。这对关泉的书刻创作无疑有直接的影响。     　　至于隶书，关泉对汉碑下过不少功夫，但似对清人之隶体会更多。为了增加隶书的现代表现力，他淡化了被人们捧为圭臬的以波磔为代表的汉隶点画形态，直接以篆书之笔作隶，使篆刻中“分朱布白”的原理得以顺畅地渗透到隶书中去，自有一种古媚劲健之趣生于笔端。我认为，所谓隶书的现代表现力固然不能定于一法，但由清人强化的“以篆作隶”之法无疑是最有活力而富气势的。所以说清隶是一座至今未能逾越的高峰，其内涵即在于此。关泉能较早地领悟到这一点，对其他书体的学习和运用，无疑有纲举目张之功。如作行书，他吸取篆刻边款的意趣而润泽以篆隶之气，颇有金石之味。     无论是刻印还是书法，除了精深地学习以汉印和“帖学”为代表的经典外，时代发展所催化的审美情趣丰富化，也使书刻家的眼光投向了民间、甚至原始时期的文化遗存，从中汲取尚未受到文明“污染”的勃勃生机和新鲜形态，无疑是又一个艺术资源。书法史上的“碑学”兴起，就是一个取法民间、上溯远古的例子。然而，这个资源毕竟具有石武石夫混玉的性质，若不经一番爬剔洗炼的工作，往往会菁芜不分而买椟还珠。如刻印，放弃可致金石气的刀法而出之以“春蚓秋蛇”般的线条，来构成慵懒疲沓的结体造型，新则新矣，哪堪玩味。如书法，视民间书写中的病笔劣形为“新理异态”的妙用，就大谬不然了。其实，我们平时高喊的“弘扬传统”，就是要落实到我们为传统做了增益工作，还是做了损伤活动的高度来认识，而不能硬塞破烂给传统而自诩为是对传统的推陈出新。一个宽容而多彩的世道，更要求我们以正确的观念和方法去对待这个课题。这些想法，关泉与我也作过不少探讨，但我们想，时间如淘沙的大浪，它是有主张的，传统就是要在“鱼龙混杂”中纯化、前进的。关泉的目标自然也是想在增益传统上多作贡献。     　　我想，不仅仅满足于技艺层面上学艺的关泉，不妨听听黄宾虹先生这些话：“画格当以士夫画为最高，因其天资、学力、闻见、鉴别与文人不同。文人画不必天资聪敏、学力深厚、闻见广博、鉴别精审，苟能明通用笔用墨之法，即章法不稳，不至恶俗，已胜于作家之精能。”我认为，不管士夫画、文人画，必要的艺术天资还是需要的，“明通”用笔用墨之法的要求也是相同的，不同的是，“闻见广博、鉴别精审”的修养能提升画家的品位。　　“闻见”和“广博”即是要求从艺者必须具有精深的审美鉴赏力，从而丰富自己的审美表现力，才能在浩渺的翰海中不被迷失而乘风破浪。黄宾虹又说：“古人作画，必崇士夫，以其蓄道德，能文章，读书余暇，寄情于画，笔墨之际，无非生机，有自然而无勉强也。”就更有道德修养上的要求，而这道德要求不是空泛的说教，而是可以迹化为艺术上的品格表现。我想，在创新求变风气日盛的今天，如何取法、如何融会，都联系到对传统的态度，是为传统的弘扬添砖加瓦而展示自己的风采，还是以损碍传统为代价来扬名立万，其中就有一个具有道德内涵的责任感在起作用。这也许也为关泉所关注的吧。我想，对于一位有志于弘扬书刻艺术的人来说，不仅仅满足于对技艺的玩弄和“惊世骇俗”的表现，关键还是要从游艺进道的高度来要求自己，才是一位的有责任感的艺术家。我想，关泉是会这样做的。

俞建华
  二00四年八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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