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有三件最具有学术价值意义的作品，那就是王羲之的《兰亭序》、颜真卿的《祭侄文稿》和苏东坡的《黄州寒食帖》，被世人奉为天下三大行书。其价值意义不仅是创新问题，是意境问题，也就是学术价值问题。也就是说能体现书家的思想感情与精神世界的作品，才是真正具有学术价值意义的作品。当然也有特殊情况，即书法史上有不曾创新的书家，在特殊的社会环境下仍然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与历史地位的。元人赵孟頫即是这样的例子，因为元代是一个歧视汉民族、泯灭汉文化的时代。从历史的层面来看，他为传播二王经典帖学、挽救汉民族文化艺术而放弃了书法的创新而为后人所青睐，赵孟頫很好地把握了历史给予他的机遇。再者，现代书家沈尹默，他之所以被称作大家，是因为他继承传播二王经典法帖。因为民国时期碑学笼罩着整个书坛，帖学式微，沈尹默率先垂范二王帖学，使整个书坛沉寂多年的帖学苏醒过来，为现代乃至当代学习二王经典帖学奠定了重要的基础，使二王帖学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与其同时期的书家白蕉，从艺术层面讲，其书法较沈尹默略胜一筹，但历史没有赋予白蕉如此的机遇。也就是说，任何一件艺术品或一个艺术家，都要根植于历史文化的大环境下去思考，要从书法史的高度去分析这些现象，才能彰显其学术地位与历史意义。

    元代之后，虽然有不少书家涉猎二王书法经典，但无论从字形上还是从法度上都与二王经典法帖有一定的差距，明清时期真正达到元代二王水平的几乎没有。只是到了上个世纪初，由于照相技术与科技的发展，书家学习书法的条件有了较大的改观，出现了如沈尹默、白蕉这样的帖学大家，其书法才与二王书风相接近。之后，沉默几十年的书坛又热闹了起来，尤其是八十年代之后，各种法帖资料不断涌现，但真正把二王书法学得逼真的几乎无有。九十年代初，张羽翔发现这是当代书坛创作的空白，他抓住了这个机遇，学习二王经典法帖，并一举成功，他的作品荣获四届中青展一等奖。他的创作填补了当代书坛二王书风的一片空白。应该说，他的创作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若没有张羽翔对二王经典法帖的实践先行，也不会有后来的跟随者陈忠康、王义军。陈忠康是在张羽翔学习二王法帖启示之后，对二王经典书法的反复实践，是学习二王书法的成功者，他比张羽翔有过之而无不及。他的意义在于把二王经典进行了深化，告诉人们，二王经典并不神圣。王义军师从陈忠康，并没有死守其师的僵化模式，而是较其师更经典与深化。他的聪明之处在于变二王小字为大字，拓开了二王书法的创作空间，当代书坛多年来的理想终于实现了——二王书法的大字作品横空出世，王义军的意义在于，他用大字写二王，打破了长期以来二王小字不能放大的闭塞理念。

    从当代书法来看，碑学领域有着较大的创新空白，尤其是碑帖融合的书风创新空白更大，虽有少量碑帖融合的书法作品，但不够成熟。当代书坛碑帖融合的书风较少，在这一领域中有创造力的书家较少，所以我们更应该把目光放在碑帖融合的这一学术领域中。从上世纪初民国时期出现的一些碑帖融合的大家，如沈增植、吴昌硕、齐白石、于右任、林散之等，至当今以来几乎很少有碑帖融合成功的书家出现，即使有，多数书家创作还是停留在表面上，缺少古意和新意。所以当代书家应该在碑帖融合的领域中做文章，思考如何创新，形成自己的风格。

    历史上任何一位书家也不是单靠书法赢得历史地位的，而理论的识见往往起着巨大的作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学术也包含着一种科学态度，它使我们不至于走错路或走弯路，尤其是有抱负的书家，如果想要在历史上占有一席之地，不仅要有精湛的技能与深厚的学养，更要有超人的识见，以学术的高度视野与科学态度不断审视与调整自己的书法创作，方能有所创新，赢得历史的承认。

    从学术层面来说，机遇对每位书家来说都是公平的，能否把握历史赋予的机遇，取决于书家是否具备超人的识见和对当代书法创作的自我把握。当代书坛应该是一个流派风格纷呈、多元化创作的格局，但今之书法缺少原创性与学术价值。因为帖学层面的书法创作仍然是重复古人，粗糙无华,无创新之意，缺少经典之作；碑派书法更是毫无生气，几乎是旧辙重蹈；碑帖融合的书风甚少。当下书法创作的状况，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创作的学术空白。

    一味地临摹、泥古，而缺乏创新，从某种意义上讲，是削弱了书法的创新精神。我们应该汲取前人的书法营养，吐故纳新，彰显时代的精神，形成自家风格并成为时代的经典，由此，才能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这就是艺术的原创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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