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颜体对日本书法的影响

    唐朝作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对周边地区产生过重要影响。日本受汉文化影响最深、吸收最多的时期是唐朝，至今在日本的语言、宗教、艺术以及民俗里依然可见唐朝文化的影响。颜真卿去世不久，书名就逐渐彰显，在中日互派使节达到高潮时，其书名已有较大影响，因此无论从政治和艺术角度看，他对日本书法的影响应该存在，事实也正是如此。

    首先，“颜体”书风是如何传播到日本的呢？鉴真东渡带去了大量经卷名，但那时推崇王羲之书法，“颜体”没有引起广大学人的关注，地位也远不及“二王”，因此鉴真带去的多为“二王”法帖。唐代中日两国交流的主要方式是互派使节，据《旧唐书》、《新唐书》、《册府元龟》、《日本书纪》、《日本纪略》、《大日本史》等书的相关记载，整个唐代，日本曾先后派过十九次遣唐使，其中三次没成行，一次送唐使至百济，真正到达唐朝的共有十五次，包括两次送唐使，一次迎唐使，因此日本真正派出的名副其实的遣唐使共有十二次，这十二次的交流中，不知有多少经籍法迹传入日本。其中最为重要的是日本于延历二十三年（804年）派出的第十七次遣唐使团，大使为藤原葛野麻吕，副使石川道益，随行成员包括空海、最澄、橘逸势等，后三者为日本书法的发展立下了不朽功勋。空海、橘逸势和嵯峨天皇是日本书道史上有名的“三笔”，空海还被誉为日本的“书圣”。正是因为有日本留学生和学问僧刻苦的学习，不畏艰险的跋涉，回国后不辞辛劳的传播唐文化，唐代书法才由此而在日本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日本的留学生、学问僧回国时都要带回大量的经籍器物，仅最澄于延历二十四年（805年）带回日本的经疏就有230部，共460卷，法书名迹17件之多。

    大量的经籍多为书手、经生抄写，风格不一，“颜体”书风有可能通过大量由经生所抄录的典籍经卷而东传到日本。日本留学生和学问僧大都书法造诣深厚，在华期间寻师访友，广泛交流，苦心搜集名家法帖，这也为“颜体”书风的传播提供了另一条途径。如空海不仅受法于惠果，还特地拜韩方明为书法老师，请教笔法。梁容若在《中日文化交流史论》中就说空海：“尝学书法于韩方明，舍雀头笔而用长锋，变六朝初唐之风而仿颜真卿体”。这说明空海接触颜真卿书法是在唐土之时，不管此说是否足凭，但至少给我们一个启示：日本大量的留学生、学问僧在中土交流时会或多或少受与他交往之人的影响。陈志贵也在《试论唐代中日关系》一文中指出：

    当时的日本留学生和求法僧，在中国广泛搜求古今书法名作，珍重地带回本国。东晋书法家王羲之、王献之父子的作品，唐代书法家欧阳询、颜真卿、柳公权等人的墨迹，相继传入日本，对日本的书道艺术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

    再次，“颜体”书风也可能随中国书家而传入日本，如日本篆刻的开山祖师僧独立，精研颜真卿和怀素，自成一体，“颜体”书法极有可能随其在日本的活动而传播。当然，日本也可能通过当时与唐朝关系更为密切的朝鲜半岛而接触包括颜真卿在内的唐土书法。

    仅仅这些不足以说明颜真卿在日本书坛的影响，我们来看一些事实。空海的书名在日本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风信帖》和《灌顶记》（图1）是其最为重要的代表作。《灌顶记》是空海随手为100多位受戒僧人写下的名录，是日本书法史上的盖世杰作，点画丰腴厚重、线条流畅、欹侧多姿，具有浓郁的“颜体”意味。后宇多天皇是空海狂热的崇拜者，也是天皇书家中的佼佼者。其在空海忌日所书的《弘法大师传》（图2），前面部分是用浓重的“颜体”书风所写的恭楷，后宇多天皇作为一代骄子，在庄重的场合，用“颜体”书写来表达自己对所崇拜之人的深情，再次可见“颜体”在日本的重要影响。市河米庵，其门下弟子达五千之多，书从米芾上溯晋唐，是幕府后期书坛的领军人物，在中日书法交流史上影响深远。他为其父亲所书的《市河宽斋墓志铭》，结字工整，点画浑厚，在“颜体”基础上多取法蔡襄，气息古雅而雄肆，为学颜高手。左久间象山在江户书风中是较为独特的一个，他在狱中所作《喜樱赋蒙天览》，线条涩行圆浑，取法颜真卿《争座位帖》笔意，用笔老到生辣，可见其于颜书所下功夫非同一般。

二、颜体对朝鲜半岛书法的影响

    中朝有便利的水陆交通,从汉魏时代起两国人民就有大量交往，特别是唐朝帮助新罗统一朝鲜半岛后，两国关系十分密切，互派使节的频率远远超过日本。新罗不仅参照唐制建立了它的行政系统和组织，而且热衷于学习唐朝的文字、艺术、工艺及生活习惯各方面，因此张政烺在《五千年来的中朝友好关系》一文谈到唐朝文化外流时说：“朝鲜半岛和唐朝的文化关系，也是其中主流之一。”在这滚滚的文化交流大河中，唐朝的经籍法帖也随之传入朝鲜半岛。特别是“高丽时代”，实行以书取仕制度，使书法艺术达到空前的兴隆和普及，高丽崇尚佛教，大量经籍碑碣多为唐风，“颜体”书风随之传入三韩。三韩留学唐朝的子弟，多在国子监学习，而国子监规定书学之外的学生也要日写一幅书法作品，何况在这些留学生中，有人入考书学，在这交流学习期间是有可能接触“颜体”书风的。

    虽然对朝鲜书法影响最深的是唐太宗、“二王”、欧阳询以及赵孟頫的书风，但颜真卿的影响也应该受到相应的重视。对于这一点李光德先生深有感慨：

    我们虽然看到了颜、柳对于高丽初期书坛的影响，但与颜、柳在中国所受到的青睐相比，未免显得冷落和凄清。然而，虽然颜、柳对高丽初期书坛的影响微弱，却标志着唐代尚书风气在韩国书艺史上留下了不可抹杀的印记。尽管高丽书家在汲取中国书法传统上有着选择的权利，但如果将颜、柳排斥在选择的圈子之外，那真是两国书坛莫大的憾事。

    在高丽初期“颜体”逐渐被人注意；“壬辰战争”后，出现了大批集颜真卿字的人，其中以宋时烈、朴泰辅、朴泰维、金昌翁为代表；“颜体”遗世作品主要有《集颜柳字碑》、《颜真卿集字六臣墓碑》等；李朝后期出现了一些突出的学颜之人。高丽学颜最为突出的是“神品四贤”之一的释坦然，他的出现让朝鲜半岛的书坛面貌为之一变。其书法宗承颜真卿，兼修晋唐行书，旁涉篆隶，凭其高深的佛学修为，打破了独尊“欧体”的局面，成为和金生齐名的书坛圣手。《真乐公文殊院记》、《僧伽窑重修碑》、《北龙寺碑》为其手笔，在韩国书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释坦然把王羲之和颜真卿结合得天衣无缝，线条绵里藏针，气息纯古高雅，开创了高丽书坛的新局面。

    受清朝“金石学”的影响，李朝后期书坛出现繁荣景象，刘墉、翁方纲、翁同龢等书风流行于朝鲜半岛，为其后来书法的真正变革打下了基础。被朝鲜人民尊称为自己“书圣”的金秋史（金正喜），适应书法发展变革的潮流，大胆革新，创立了浑厚清古的“秋史体”而名留朝鲜书法史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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